但何晏在讨论性情问题时明确提出圣人无情的命题，表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的特征以及对儒家情感伦理的批判。
[9] 他和老子一样，把为学与为道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法。夫推类辨物，当先求自然之理。
求在外者是求知其所不知，这是外在于人者。它与意象思维有密切联系，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所谓崇本以息末，看起来是一个概念论的问题，讨论的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，但其更深的意义则是人学形上学的问题。但既然人人各有其性，而性各不同，何以能够与物冥合呢？郭象提出迹与所以迹的问题，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迹，不离时空而存在，但每个迹必有其所以迹，所以迹是超越时空的，既是我之所以为我者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者。因为极是超越大小、生死的绝对者。
他之所以反对心神外驰而主张内视反听，就是以自然本体为内在本性，主张自我实现、自我超越。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对象认识，而是存在认知，所谓明，不是以此明彼，而是自明，即明白显现的意思。[8] 这里时间观念是重要的，事物发展离不开时间，到一定时间就要发生交感，有了交感，便能相通，感通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形式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提出变革的思想，主张在一定条件下，只有实行彻底变革，才能推进社会的发展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范仲淹 易学 。万物生生不朽，故谓之化。他以阴阳为基本要素，从象数关系说明兼三才而两之的整体观念，把天、地、人统一起来，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，同时又突出了人的主体性，因为易道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的。
就是说，天道需要人去完成，需要人去实现。从理论上说，他继承了王弼的易学传统，也为胡瑗、程颐的易学搭建了桥梁。
其变化微妙而不测，故谓之神。他从宇宙论进到人性论，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，实现人与自然合一的理想境界，体现了儒家哲学的思维特征。这一学说的理论意义在于，它通过宇宙本体论的预设，提高了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，提高了人的地位，他提倡人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超越，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，而不是如同佛教那样，在现实世界之外，寻求所谓真常之性，在主体意识之外，恢复所谓清净之心。总之，范仲淹认为，变通是易传的根本思想，也是易学的精神所在。
但这种学说脱离现实人生，追求绝对超越，不仅非今理天下之道，而且危害极大，必须破除而廓清之。他并不否定象数的作用，但又不拘泥于象数。其实，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，这一点人们似乎讨论得并不多。要破除佛学，必须从复兴儒学开始，要复兴儒学，则必须从《周易》开始。
他把这看作是一种权，权固然不能取代常，但应该而且必须反常，否则社会人心将无法通。但这种变化和作用虽然微妙无穷，却又不是不可推测、不可预知，因为它有变中之常、事中之理。
范仲淹认为，易学的根本精神是天人会同[2]或天人同道，在本体论上则主张本体与现象合一。王弼以道家思想解易，以无为世界和人的本体，无是绝对超越的存在，不可以言称，故又提出得意忘象、得象忘言的学说，以直觉体悟为进入本体境界的主要方法。
他由此提出下者上之本，本固则邦宁[11]的命题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主义学说，要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利益，重视人民的要求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的学说为理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，他所提出的问题，具有理学的一般性质。他曾经指出，释、道之书，以真常为性，以清净为宗，主张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范仲淹实行的改革并没有成功，但他的这些思想却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。[3]《易义》，见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范仲淹从历史中看到，任何重大的改革或变革，都不是社会的常态，也不可能经常发生。
他很重视感通这一思想，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，上下之间、阴阳之间，都是互相感应的，感应是深化作用的表现，没有感应，就会陷入孤立和封闭状态，不可能有发展和变化。这既是理论问题，也是现实问题，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他的哲学思想的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。
他很重视体会和运用这一精神，并以此治理社会。众所周知，北宋以来兴起了易学的研究之风，这是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化。
这些思想又被后来的道教所接受，并加以发展，有所谓易，太极也，道也，无极也[1]等说法，把超言绝象的无极说成是宇宙本体，主张绝对超越。广大悉备，包上下而弗遗[3]，易道超时空而又在时空之中，从空间上说，上下四维无所不有。
而范仲淹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，也是这一思潮的首倡者和开创者。为此，他主张穷究宇宙的变化之道，以明社会发展之理。其诚也感于乾坤，其明也配乎日月。它是说明人和自然的动态模型，其中包括人和自然既对应又统一的双向关系。
这种认识不是单纯的对象认识，而是自我超越的本体认知或存在认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的易学思想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，却被后来的《横渠易说》与《程氏易传》所吸收，而有些思想则是后者所没有的。
[9]《水火不入而相资赋》，《范文正公别集》卷三。他认为，易道变动不居，适内外而无滞。
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，也就是心的本然状态，明是心的认识功能。范仲淹则提出肯定性命题，以乾坤即阴阳二气及其统一为宇宙本体，把人的本体存在归结为性命之理，即道德本体。
他的哲学思想虽不系统，却很有特色，特别是他的易学思想，提出并回答了天人关系等根本问题，开了有宋一代新学风，为理学的新形而上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。[5]《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六。但他为什么长于易学，却是值得研究的。他提出：道者何？率性之谓也。
《周易·彖传》有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，表现了《易传》的变革思想，范仲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一思想，公开提出：天下无道，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[14]，把革故鼎新看成是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。……莫不广生之谓化，妙用之谓神
人们都把这看成是庄子的认识论思想，可是怎么也难以说清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论。万物都要复归到静根，这就是复命。
事实上，一有辩论，便有是非。体验是主体自身的事，知识则由对象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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